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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行车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属于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和稀罕物。谁家有辆自行车，可比现在有辆汽车还显“土豪”。人们生活富足、喜购年货的象征，就是“骑着倍儿新的自行车，带着彩花的暖水瓶”。当时，一辆自行车售价一百多元，而一般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四十元，买车很不容易，有的大单位就出面，替职工向国营商业部门办理“赊购”。1953年4月29日，本报4版《我国工人的物质生活已有很大改进》报道：“自行车、手表、钢笔、收音机等比较贵重的商品，已经在许多工厂、矿山中开辟了市场。不久以前，国营天津钢厂的职工就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了五百三十多辆自行车。”

　　1981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日用机电产品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电视机”等十种日用机电产品的生产，各地争先兴建自行车厂和零配件厂。1983年，全国自行车实际产量达2758万辆。1984年7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报告，要求促进企业联合，扩大优质自行车生产，三年内做到名牌车敞开供应，取消票证。到了1986年，仅前十一个月全国自行车产量就达3229万辆，相当于平均一秒钟，就有一辆新自行车出厂。

　　尽管此时北京路况显著改观，二环路、三环路一条接一条修起来，但面对自行车洪流，压力依然巨大。1986年4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自行车交通管理的规定》：禁止逆行、在机动车道上骑行、争道抢行、骑车带人、追逐竞驶等违规行为。本报评论员文章《为了你、我、他》指出：自行车不是“自由车”。随着城市日益现代化，必然要求城市交通管理越来越严细，越来越要求人们有秩序、有准则地行车走路。那种想怎么骑就怎么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英国皇家公共管理学会会长威·普洛登写道：“在北京骑自行车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骑车所能领略的还不止于此。这座城市在迅速扩展，旅游者步行就很难了解其全貌。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广场四周的街道转悠，也可以从那里出发一直向东或者向西骑。你可以拐进纵横交错的小胡同，它们都位于大街之间，路面大多是铺设过的，也很干净。在许多地方，有各家各户的笑语喧哗声，有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有小企业嘈杂的噪音，但是在这一片喧闹声中，能听到的车辆声唯有自行车的铃声。”而这些来稿也都坦言：交通堵塞日益严重，交通事故日益增多，让北京人骑自行车的乐趣减少。

　　即便外国企业的广告，也常常会想到拿自行车说事儿。1989年1月3日，本报4版刊登了一则IBM大型计算机系统落地中国的广告，题为《到了2001年，我们仍是自行车的王国吗？》广告画面中，一个孩子睁大眼睛站在自行车后，图说为：“在2001年，我们也许仍然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自行车的国家，不过，在整个交通运输系统中，自行车将会让路，给更新更快的工具取代。高架桥将会盘踞许多大城市的天空，飞机和火车也会迅速扩大服务网，以迎合未来运输的需求……”此时，绝大部分中国人不会想到，我们距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也不会想到，汽车时代正以惊人的加速度到来。

　　普通人拥有私家车的梦想逐渐照进现实，但随之而来的是自行车骑行环境的改变，不少骑车人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1990年代，本报连续报道行人、自行车不遵守交通法规的问题，记者发现，行人和自行车固然违章严重，但想减少违章行为，需要规则上的保证和设施上的完善。就市区混合交通信号灯的配置来说，全是针对机动车的，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通行权从属于机动车。绿灯一亮，机动车、自行车一拥而行。一些公交车站多的路段，骑车人骑一百多米就被挤上快车道。此外，机动车乱停长期占用慢行道和隔离带，众多骑车人只好在汽车长龙中求缝钻行。